我在美国重刑监狱教汉语?(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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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图片发自简书App

  头一天上课,我按规定提前15分钟到,门厅里已经有两位教授坐着了。

  从性质上来讲,BPI是一所不折不扣的“大学”,但其规模十分有限。由于授课地点的特殊限制,不可能设置需要大量实验器材的专业,所以课程以人文社科类为主,艺术类只有绘画,理科只有数学。“东部惩教所”建筑面积很大。可在辟出一块相对独立的教学区域毕竟不容易,每天上午、下午的授课时段里,通常最多只能接受四名教授。

  我过了那道比机场安检严苛得多的安检门,和先到的两位教授相见。他们一个是巴德学院哲学系的老教授;另一个教线性代数,和我一样是外聘的,来自康奈尔大学——当巴德学院现有的师资队伍无法满足学生的专业需求时,项目组就会到其他高校或专业机构中去找。

  我的学生中后来就出了一位数学天才,我给他取的中文名字叫常安德。他在BPI拿到数学硕士后还想继续深造,而巴德学院并没有数学博士学位,项目组就帮他联系到法国鲁昂商学院,让他每周在固定时间接受教授的电话指导。这是后话了。

  教学区位于大楼深处,两头都有狱警把守。再次签到后,我终于见到这一班特殊学生们。他们规规矩矩地沿墙围坐,除了穿着统一的深绿色囚服之外,他们的外表和任何一个大学里的学生并没有显著的不同,并非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怙恶不悛、凶神恶煞。我原先有点忐忑的心情很快平静了下来。

  能被BPI录取的学生,都是高中阶段成绩优异、在监狱里表现得比较好、获得减刑机会比较大的犯人。按项目规定,我们不能过问学生们的背景,尤其不能打探他们的入狱情由。我唯一知道的是,他们全被判处了25年以上监禁。

  第一堂课,我教的是“中级汉语III”,用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主持编写的All Things Considered: An Advanced Reader of Modern Chinese。这本教材是上一位中文教授指定的。

  首先为这些学生开设汉语课并制定了课程大框架的,是耶鲁大学亚洲研究中国方向毕业的Nagel博士。他的总体教学目标,是要让学生们在完成三年六个进阶的学习之后,汉语的听、说、读、写达到一般母语水平。但这位年轻的博士因工作变动,没能亲自完成计划。项目组又相继引进过两位教师,任教时间都不算长,到我加入,这个班的2010级学生们已经学了两年汉语。

  我的前任们给他们打下了很好的听、读基础。一篇八百多字的课文,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可以不依靠拼音,从头读到尾。除了关键的语法点、文化点我必须用英文解释之外,用汉语授课基本没问题。正是这些积累,加上BPI涵盖的文史哲各科通识课程,使学生们了解到关于中国的一些内容,进而对汉语言文化产生强烈兴趣,这便是他们最初提交那份请愿书的缘由。

  可是,不同教师的风格和要求影响了他们的学习效果。这一班学生比较突出的弱点在于,其一,关于词汇、句法的知识碎片化;其二,在会话中把握不住四声;其三,缺乏字法基本知识,将汉字形体过于图形化。

  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将来打算进入亚洲研究的中国方向,这些弱点无疑将阻碍他们的深化学习。于是,在每堂课的课后作业之外,我给他们布置了两项每周一次的固定功课:一是背诵一首唐诗,以训练四声组合的发音;二是抄写生字,每个生字20遍,以熟悉并牢记汉字结构。

  第一天的课结束,我在黑板上留下了要求他们背诵的第一首唐诗,白居易的《题李次云窗竹》:不用裁为鸣凤管,不须截作钓鱼竿。千花百草凋零后,留向纷纷雪里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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